【众讯2021年7月3日消息】人权律师唐吉田于6月2日在准备出境赴日本照顾病危陷入昏迷的女儿时遭到阻止，一个月以来，各界人士都极为关注唐吉田律师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并希望中国政府哪怕仅仅从人道立场出发尽快允许唐吉田律师赴日本。
由日本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发起联署，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唐吉田律师出境照顾患结核性脑积水昏迷一个多月的女儿，已经有超过一千多名各国人士联署支持。
阿古智子教授在呼吁书中质问：唐吉田的女儿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允许唐吉田出境？中国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为人父母者，请问有关部门的管理者们能否以人的感情来理解一位想见病危孩子的父亲的心情？
因为参与公民活动，代理人权案件及推进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唐吉田律师于2010年被吊销了律师执业证，被边控禁止出境长达10年。
唐吉田的女儿琪琪在日本东京求学，于今年5月初肺结核病病情突然恶化，结核病菌侵犯了她的脑干及骨髓引起脑膜炎，造成琪琪脑部积水，目前在东京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昏迷已经超过了30天，最新的病况是7月2日琪琪做了左侧脑部部手术，病情虽有改善，但仍处于昏迷状态。一个多月以来，唐吉田律师因无法陪伴在女儿身边更担忧女儿的病情而心力交瘁，但多方交涉仍未获准出境。
出入境自由本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然而在中国大陆，有相当一批反抗者及异见人士被禁止出境，其中郭飞雄亦因妻子在美国罹患癌症欲前往美国陪护照料时被阻，曾以绝食抗议，目前仍未获准出境。
附：呼吁书
日本留学中的女儿患结核性脑积水丧失意识----恳请中国政府允许维权人士唐吉田先生出境照料女儿
东京大学 阿古智子
我是东京大学的教员，多年来一直从事现代中国的研究和教育活动。我采用“参与式观察”的社会学方法，参与和观察中国的贫困和社会问题项目。一般来说我学术关注重点是社会弱势群体，站在他们的一边。这不仅是基于我的学术兴趣，也是因为现代社会里很难听到弱者的声音。
在学术调查过程当中，我遇见了很多中国底层的人们，很想帮助他们。同时我也想报答协助过我做学术调查的人们。所以我在会让贫困地区出身的孩子们、维权人士的孩子们住在我家里，与我们一起生活。时常也有些孩子来我们家，一起商量有关留学、就业中遇到的问题。
其中一位是维权人士唐吉田的女儿琪琪。她一边打工一边上语言学校，生病前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她是一个善良、亲切的人。她曾向我说过：“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女孩缺少机会。所以我想学习心理学帮助她们。”
今年的4月底，唐吉田几天都联系不上琪琪，就联系了我。当我听说琪琪前几天感冒了，我担忧她感染了新冠病毒，也担心没有人照顾她，就去了她的公寓。我按了门铃没有人出来，就去附近的警察局找了一名警官让他和我一起去。我们又敲门又叫人，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听到了一个很小的声音。打开门后发现原来琪琪昏昏沉沉地倒在在房间的地上，已经无法动弹。救护车到达后，花了三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家可以接收她做治疗的医院（现在日本新冠病毒的患者很多。大部分的医院床位不够）。
我很高兴能在琪琪生命的危急关头帮上忙，我以为琪琪住院治疗后，就会没事的。住院后的一个星期她还可以进行简单的交谈。然而，琪琪患上的是肺结核，更不幸的是，肺结核菌已经侵入了脊髓和脑干。由于是肺结核引起的脑膜炎，病情发展迅速，出现了脑积水，医院努力抢救，但琪琪还是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琪琪一直处在失去意识的状态。
我几乎每天都会把医生说的情况报告给在中国的琪琪的父母。事态如此严重，我觉得责任很重，我必须要准确传达专业内容，以免引起误解。我寸步不离地拿着手机，也无法安心去上班或休息。因为病情的发展无法预测，也不知道医院什么时候会紧急联系我。我什至还必须替琪琪的父母签署手术同意书。唐吉田与亲友创建了几个“守护琪琪平安”社交媒体群组，应唐吉田的要求，我收集群组内朋友们、亲戚们的问题，比如“在肺结核应该可以治疗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昏迷？”“还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方法吗？”，然后替大家询问医生，并将医生的回答翻译成中文再转告大家。尽管我试图以与父母相同的情绪负责任地处理这件事情，但我毕竟不是病人的父母，我无法替代病人的父母。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很需要让琪琪父母尽快来日本。
虽然目前中日之间有关于疫情的出入境限制，但日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琪琪父母签发了短期居留签证。匆匆赶来日本的母亲结束了为期两周的疫情隔离期后，终于在6月初与女儿见面了。然而，她的父亲唐吉田自2010年5月以来，十多次试图从中国前往香港旅游，一直被阻止。他收到“如果你出境，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这样的通知。
但这一次，唐吉田迫切希望探望在日本住院的女儿，也曾去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信访接待处排队，提交了他的书面诉求。然而，6月2日，他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在试图登上从中国福州飞往东京成田的航班前，边检警察表示，“按照出入国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不准你出境”。
唐吉田的女儿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允许唐吉田出境？中国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为人父母者，请问有关部门的管理者们能否以人的感情来理解一位想见病危孩子的父亲的心情？
唐吉田基于自己的理念从事维权活动，他却也认为给他的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最近每天晚上，他都录下讲给女儿听的故事（例如从出生到现在的父女之间回忆）、歌曲和诗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我。我去医院的时候，会在病中琪琪的耳边播放，让她听录音。但是，唐吉田是更想直接对他的女儿说这些话的。唐吉田说：“我有时像是没魂了一样，想起和她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对亲情的理解更深了，要是以往多关心和爱护她该有多好！”
面对强大的国家，一个想见女儿的维权人士，在经济和社会上来说都太势单力薄了。而且，有必要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个体，为如此巨大国家的安全威胁，阻止其离开中国吗？中国政府说自己是重视儒家文化的，并且在宣传重视家庭的理念，日本社会也同样秉承着这种重视家人朋友的儒家文化。我们在此恳请中国政府能尊重唐吉田渴望探望病重女儿的心愿，允许他出境来日本。充分体现出习近平先生最近说的，中国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如果您能一起参与并推广此项签名活动，我们将不胜感激。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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