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大渡河枕头坝鱼道向干流多级大坝及全流域推广的倡议，以及金川独松沟八一电站已经全部拆毁，进入生态修复工程，认为，公民维权抗争，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虽然，这类工程都属于事后纠错补课，如果事前拥有社会监督机制，本来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即使这样，这也是一小批坚持对事不对人的环保义工的长期努力，决不放弃而达到的效果。
羊快跑光了，才想起栅栏该修了，
鱼快绝种了，才想起还没修鱼道。
钓鱼工程一茬又一茬，输羸通吃，
补课学习一轮又一轮，学费昂贵。
有桥有路又有船，非要下河摸石头，
摸来摸去摸光了，水深河也不过了。
知否知否，应是人肥人瘦？
公共权力不受监督，出啥事都不稀奇。
他们能够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轻易放弃。
无论大事小事，总要有人去做。
无论大道理小道理，总要有人去坚持。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虽然十之八九的事，都变成失败案例，即使成功百分之一，却是通向未来的道路之一。如果这是一条光明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的。
这次救一条小溪，下次救一个山谷，
再下次，也许能救一条大河。如果大家都起来做，给权大于法的公共决策加道监督岗，今天的河山，不会如此病态零乱，难以救治。
一小撮环保自干义工，长期坚持做着这样“吃力不讨好”和“损人不利己”的事，其实很值。因为，这块多灾多难的山河故土，确实需要有人来看护。如果方法得当，并且坚持不懈，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况且，这是多数人都力所能及的事，为啥不去做呢？至于那些力所不能及的大事，让给大力士们去做吧。这是我作为环保义工二十多年，拥有不少成功案例的正面经验。
向不弃涓涓细流，不惧大江大河，决不轻言放弃的新一代环保志愿者们，致敬！
附：部分案例存档
1998年至2008年十年间，在独立发起或者主动参与大型公共工程以及公共决策案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体制机制在公共决策方面的结构性缺陷。根据公共利益最大化，公民权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参予与干预，对于影响部分项目的走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年折腾，以这种“建设性破坏”，对应某些公权部门的“破坏性建设”，为大型公共决策中的问题工程或者公害项目，作末位淘汰。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是非好坏，难以结论。现在仅以效果而论，按成功、部分成功及失败案例，分类归档，以便方便清算。
1999年，参与绿色江河在可可西里建设索南达杰保护站三期工程。成功（后全部移交给管理局）。
1999年，参与绿色江河建设长江源环保纪念碑。部分成功（碑址下移至沱沱河沿，源头标志碑至今仍缺）。
2000年，在成都发起抵制贝氐天府广场建设方案。成功（完全放弃贝氏方案）。
2001年，在省人大提出大熊猫保护的立法建议。部分成功（全国人大没有通过）。
2002 年，在广安市提出关于广安小平故居环保建设方案。失败。
2003年，参与绿色江河在贡嗄山抵制贡嗄山高山海子群开发，部分成功（木格措等海子得救）。
2006年，在绿色江河参与河研会抵制毗河引水工程项目。成功（暂时放弃工程）。
2007年，在成都参与河研会抵制柏条河多级水电工程。成功（总理批示暂停）。
2007年，在成都协助杨勇抵制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成功（总理批示暂停）。
2008年，在成都发起抵制彭州石化基地工程。部分成功（二三期工程另行选址）。
成都环保义工 谭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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