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避讳

 

四一按：上月应友人邀请，在某读书群做了个关于中国古代避讳的线上讲座，此为讲座语音整理稿。 

文 l 宋石男

什么是避讳？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程千帆《校雠广义·版本篇》则定义为：“在古代文献载体中，为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将文字用某些方法加以改变或回避，以表示尊敬，称为避讳。”

二位讲的大体相似，但还不够完整。在我看来，所谓避讳，就是避开禁忌之名，包括统治者、尊长、圣贤或者其它令人生畏的名字。

让我们先来看三个避讳的小例子。

筷子，上古称“箸”，与“住”谐音，船家忌讳说“住”，喜欢“快”，于是避讳“箸”而为“筷”。

连接镇江与扬州的长江公路大桥，最早叫镇扬大桥，扬州人不干了，你镇我们扬州干啥？若改为镇江大桥，那位长者又不干了。后来有聪明人想了个办法，镇江古称润州，干脆叫润扬大桥，一下子万事大吉，OK了。

唐高祖李渊，其祖父叫李虎，于是唐代避虎字的讳，改为龙或豹（香港以前有本杂志叫龙虎豹，在唐代就只能叫龙龙豹或龙豹豹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就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不过这个成语后代又改回来了。但也有没改回来的，比如管中窥虎，唐代改作管中窥豹，至今我们都还这么用。我们今天用的马桶，唐代也有的，其实在汉代就有了，不过不是抽水马桶，而是原始马桶，汉代起一直把这个原始马桶叫虎子，到唐代不行了，改成马子或兽子，后世又渐渐变成叫马桶。

这三个例子，第一个是上古初民因迷信心理而避讳，第二个是延伸到现代的心理迷信而避讳，第三个则是政治上的避讳。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三个。

避讳起源于什么时代呢？学界众说纷纭，起于夏的有，起于殷商的有，起于周的有，起于秦的也有。

从既有文献看，周代避讳是肯定有的，譬如《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当时鲁桓公生了个娃，向大臣请教如何起名，大臣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其中就有这句。大概是说周人对神很崇敬，有多种忌讳，譬如不能直呼神的名字，而人死后，往往被子孙看作是神一样的存在，所以人死后（终）就要避讳他的名字，活着的时候则不需要。唐代孔颖达在这句后面注疏道：“自殷以往，未有讳法。讳始于周”。既然周代已有避讳，起于秦的说法自然被淘汰了。

殷商出土的甲骨卜辞，据董作宾、屈万里研究，也有避讳现象，所以起于周似乎也还晚。那么夏呢？夏是传说中的时代，没有确凿文献与文物支撑，所以无法确认。我以为避讳起源很难考证一个确切的年代，但宽泛意义上的避讳，应该还早于殷商，在初民社会就有了。

避讳的起源应与原始禁忌有关，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可是渐渐的，只有中国人最讲究避讳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再讲，周代是一个关键，礼法政治也是一个关键。我理解的礼法政治，通俗讲就是“以礼作法来要你讲政治”。礼本无强制力，但法有，礼法因而也有强制力。礼法这种强制，是一种政治的强制。我们后面再详述。

刚刚说到原始禁忌，原始禁忌一般又与巫术及亡灵崇拜有关。简言之，原始禁忌是基于本能的生存意识，以恐惧心理、迷信心理为起点，以神秘的不可知力量为归因，以图腾禁忌为普遍形式，而避讳，则是语言文字诞生以后，从原始禁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其基本心理与原始禁忌的心理是同构的。

按我个人的看法，避讳可分为俗讳、家讳与政治讳。

俗讳就是社会风俗形成的忌讳，如前面的“箸”改“筷”一类，还有古代江淮商人忌讳折本，就把“猪舌”叫做“猪赚”，也是俗讳，扩大一点像人家办寿宴你不能去送口钟，人家结婚你不能去送把伞，也是如此。

家讳则是家庭成员对长辈名讳的避讳。比如司马迁的老爸叫司马谈，司马迁写史记就不用“谈”字，甚至把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给改了，张孟谈改成张孟同，赵谈改成赵同等等。还有唐代鬼才李贺的著名故事，他老爸叫李晋肃，于是他要避“晋”的嫌名也即谐音字的“进”，就不能考进士。韩愈很为李贺打抱不平，专门写了篇《讳辩》，说他妈的如果谁的老爸叫仁，那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在传统社会中，家讳是很严格的，《世说新语》里有个故事，说有个叫王忱的人去桓玄家耍，这个王忱刚吃完五石散，不能喝冷酒，就一个劲地叫桓玄的仆人去“温酒”。而那个桓玄呢，每听王忱叫一次“温酒”，就放声大哭一次，因为桓玄的父亲叫桓温。朋友叫“温酒”，触犯了桓玄的家讳，他讲待客礼仪又不能翻脸，只好自己哭哭啼啼。

政治讳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避讳，要复杂一点，大概又可分为国讳、圣讳与官讳。

国讳是举国上下都必须遵循的避讳，一般指皇帝及其父祖的名字，后来又扩大到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像汉高祖是刘邦，汉代就把邦改成国，安邦集团如果在汉代，没等被接管就得遭起，因为犯讳了。还有宋仁宗叫赵祯，他上位以后，蒸包子蒸馒头蒸饼的蒸全得改，叫炊，而蒸饼就变成了炊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在清代最为严酷，那是害得许多人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所谓圣讳，则是古代圣人、贤者的名讳也需要避。一般以避孔子的名讳为多。像宋代大观年间，为避孔子的讳，就把瑕丘县改为瑕县，龚丘县改为龚县。活生生把孔圣人的名字给吞了。不过圣讳一般不太严格，因为圣人与平民之间，毕竟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

官讳则是直接的权力关系的典型反映。所谓官讳，就是在官场，下级（包括幕客）要避上级以及上级父祖的讳。五代有个叫冯道的官员，是个名臣，也是个政坛不倒翁，有次他请了个师爷给自己讲道德经，结果一开口师爷就窘住了，道德经开头是啥？“道可道，非常道”，于是这个师爷就只好用“不敢说”代替“道”字，遂念成：“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当然这应该是个段子，但也可反映时代习气。

政治避讳应该始于周代。根据《周礼》、《礼记》等书，所谓忌讳，忌指先王逝世的日子，讳则是先王的名字。有专门的职官，如大史、小史、宰夫来管理避讳之事。而周代以降，历代都有管理避讳的官员。从周代起，避讳不再仅仅是一种巫术禁忌，也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习俗，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确立了。在这种制度下，避讳属于一种政治礼仪，其要维护的则是君主统治者的权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段话说得明白：“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要维护君主的威仪，首先是要人畏惧，然后才是爱戴，避讳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手段。所以汉末的孔融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将避讳放到确立尊卑秩序的首位，这并不夸张。你畏惧君主，忌讳君主的名字，君主才有威仪，然后它的政权才能稳定长久、进而希望千秋万世。当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没能千秋万世。

政治避讳始于周代，经秦汉魏晋六朝隋唐的发展之后，到宋代时达到第一个高峰，其避讳之繁密，远迈此前历代。当然，与清代相比，宋代避讳还是和风细雨，主要是行政处罚，经济或仕进的惩处，基本上不伤及性命。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中说：“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宋史·礼志》中也说：“绍熙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者，并合改易。”宋代避讳不仅要避名讳，还要避与其嫌名有关的字，也即与皇帝名字同音谐音的字，都要避讳。如仁宗赵祯时，除避“祯”字外，还要避“贞、侦、桢、徵、症、懲旌”等字。宋代不仅要避本朝历届皇帝的名讳，而且还要避赵氏的远祖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因避“玄、弦、妶、畜、悢、朗浪”等字；曾祖名珽，则“珽、庭、廷”字皆讳；祖父名敬，故避“敬、擎、儆、镜、獍”等字；父弘殷，避“弘、紭、溵”等字。这一路避来，那是滚雪球样的越滚越大，越避越多。

元代避讳不太严厉，马背上的民族不太喜欢这些调调。明代受元代影响，避讳也较为宽松（明太祖除外）。但清代却不同了，与元代一样，满清也是游牧民族的异族入主中原，但与元代不一样的是，可能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加上内亚帝国与蒙古世界帝国的性质不同，满清的避讳非常严厉，而且常与文字狱交织在一起。这个话题涉及的东西较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

对君主而言，避讳是威仪所在，对平民而言，避讳则是一种强加的不平等的束缚与规训。

第一是人格上的矮化。人人平等，为什么君主的名字平民要避，而平民的名字君主则不避？这当然意味着内在的人格不平等。而以现代观念看，拥有政府最高统治权力的人，也不过是一个凡人，其人格与所有国民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避其讳的正当理由。

避讳第二个带来的是心灵的扭曲。譬如宋代有个人叫徐积，他老爸名字中有石字，他就终身不用石头做的器物，路上遇到石头也忙不迭避开，不敢踩踏。如果他喜欢上了范冰冰，当然也不敢给她送石头。再如又有个古人叫刘温叟，老爸叫刘岳，他就号称终身不听音乐。但其实他恰好又喜欢K歌，在一次朋友欢宴中忍不住偷偷哼唱小曲儿，结果遭人嘲弄。这种避讳导致的个体行为乖张、虚伪，反映的都是心灵的扭曲。

第三则是造成历史文献混乱讹误。因为避讳，古书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陈垣在《史讳举例》中讲的，明代人刻宋代书《册府元龟》，在“帝王部·名讳”一节中，有段话是讲唐代人避帝王讳的，结果在明版《册府元龟》这一节里，唐代人避唐代帝王讳，宋代人避宋代帝王讳，明代刻书者又避明代帝王讳，那是搞得一团乱麻。

最后则是政治迫害，尤其是清代，借避讳的名义，制造了多起血汩叮当的冤案，最出名的是字贯案，它本是一部改编康熙字典而成的通俗字典，结果因凡例中触犯清代列帝的庙讳，引来杀身之祸，还株及家人。还有部《圣讳实录》，本是一部教人避讳的工具书，结果也给编者引来滔天大祸。

避讳在起源阶段，本就包含着对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而在周代以降的数千年里，又逐渐被改造为对现实中的专制王权的尊崇和敬畏，从而带上了浓重的管控思想与确立专制的意味。在当代，避讳仍然是屡见不鲜乃至司空见惯之事，不过，随着文明开化，观念进步，俗讳与家讳在当代已不太多见，主要是政治避讳。

但我们要明白，强加于国民的避讳，不具备正当性，不是什么天经地义之事。当然，我们也要有现实的生存智慧，没有必要赤膊上阵（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说过，许褚赤体上阵，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谁叫你赤膊？），但我们必须明白，有时不得已做一些政治避讳的事情，可以理解，不能辩解，不能认为这是正当的。避讳是一种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游戏，审查的权柄不在我们手上，但自我审查我们还是可以部分控制。我提出过一个法子，可供参考，那就是最低限度的自我审查，其标准就是，如无即刻而明显的危险，不该自我审查。今天的讲座，我也是有避讳与自我审查的，我要向各位道歉，希望你们理解，如果你们不理解，要批评我乃至骂我，我也全部接受，因为不论如何，避讳与自我审查都是不体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