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于2022年2月21日在北京新侨饭店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警方带走调查。该名日本外交官也被带走，数小时后被释放。日本政府对于此事表示了抗议，中国政府则回应此名外交官从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动。
2023年3月23日，董郁玉家人被告知他将面临间谍罪的起诉。一直选择沉默的家人近日决定公开此事。董郁玉一年多来不被允许和家人见面，只和律师见过一次面。
61岁的董郁玉原籍辽宁抚顺，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1989年董因为参加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回到《光明日报》。他曾为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文，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过评论。2006年，董郁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还曾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成立于19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American Press Club)于4月2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说：“通过他的工作，董郁玉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美国和日本的生活。董郁玉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记者，对他的打压有损于外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控诉，释放董郁玉。”
董郁玉是自由派记者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照片提供：吴祚来）
董郁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文章，多年来经常保持和外国媒体以及外交人员的紧密联系。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祚来告诉美国之音，董在六四之后回到单位后，就很稳健的去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写作，或者利用版面发表一些带有普世价值、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文章。“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发一些东西，能说一些公道话，促进社会开明开放，就是和这样一些人在光明日报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来自全球各国的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郁玉。签署者包括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曾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七十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等人。
公开信说：“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记者一样，董郁玉经常和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见面，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的见面计划经常是在微信上商定的，也一直都是公开的，见面地点都是公开场合。”
“我们中还有一些人是董郁玉在国外学习时候的同学，比如2007年度哈佛尼曼学者。我们非常欣赏董郁玉开放幽默的性格，对世界问题的洞察力。他好学且客观，是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化使者。”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董郁玉具有高度的学术道德和水准。我们就彼此国家以及世界形势进行了坦诚公开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正常的‘民间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一直以来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
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郁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愿意来中国，和中国的记者、学者以及外交人员见面？”
董郁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文章，多年来经常保持和外国媒体以及外交人员的紧密联系。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祚来告诉美国之音，董在六四之后回到单位后，就很稳健的去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写作，或者利用版面发表一些带有普世价值、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文章。“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发一些东西，能说一些公道话，促进社会开明开放，就是和这样一些人在光明日报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来自全球各国的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郁玉。签署者包括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曾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七十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等人。
公开信说：“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记者一样，董郁玉经常和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见面，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的见面计划经常是在微信上商定的，也一直都是公开的，见面地点都是公开场合。”
“我们中还有一些人是董郁玉在国外学习时候的同学，比如2007年度哈佛尼曼学者。我们非常欣赏董郁玉开放幽默的性格，对世界问题的洞察力。他好学且客观，是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化使者。”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董郁玉具有高度的学术道德和水准。我们就彼此国家以及世界形势进行了坦诚公开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正常的‘民间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一直以来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
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郁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愿意来中国，和中国的记者、学者以及外交人员见面？”
夏伟，亚洲协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协会网站截图）
公开信签署者之一夏伟（Orville Schell）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光明日报总的来说还是稍微更自由些，尺度稍微开放一点。但是这种相对的开放最近也基本没有了。习近平统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媒体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几乎已经被压缩到零。”
体制内默默的博弈
董郁玉在《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的评论，文章往往显露他的改革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
2012年，董郁玉在给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中，表达了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他在文中说：“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2012年7月，董郁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一篇题为《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文章。董郁玉在文中引用了纽时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察：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选择去美国接受教育，美国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郁玉本人正是众多送子女去美国念书的家长之一，他儿子所在的精英中学北京四中，有1/4的学生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放弃中国的大学，直接赴美念大学。
吴祚来表示，中国国内官方媒体上偶尔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有董郁玉这样的人在努力。“尽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极左的思维，或者左派惯用的那一套语言表达，但是写作权和发表权在于一线的编辑。有董先生这样的人在，他就有一些量度，有一些开明度，或者是和普世价值接轨的东西就会多一些。并不是上面要放什么风，上层开明啊，不是这样。是底层一线的编辑和主任们，他们的这个代表和立场决定的。”
他说：“一线的策划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他们有一定的空间。这一定的空间就可以写出一些符合社会进步的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声音，呼吁改革、呼吁开放或者反对极端左翼的东西。所以当时（胡温）十年，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博弈。很多人在坚守，他们不像公知啊大V啊在自媒体引起高度关注，他们是在默默的做很多事情。”
夏伟这样评价中国各种思潮的对撞：“我认为中国各种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这种专制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和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渴求民主开放的社会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的。当一方的力量升到极致，比如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并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丧失活力了。我们只是看不到听不到而已，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看到的，因为这股力量在中国始终是存在的。”
“让所有人不敢和外国人接触”？
董郁玉的家人在发表的声明中说，董既不是间谍，也从未充当外国特工。他和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记者以及外交人员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是公开、光明正大的，是中国多年来一直鼓励的正常知识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吴祚来完全不认为董郁玉有任何“间谍”行为。他说：“董先生作为一个媒体人，而且是评论者，不可能接触到深层的秘密，只是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上纲上线。他们很多吃饭的地方都有监听设备，或者电话监听。他可以通过你交流的这些内容，就把你定性为泄露国家机密。”
吴祚来告诉美国之音，在国内经常接受采访，或者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尤其是体制内的人，非常容易被盯上。“一旦一些国家级的媒体人被中共盯上，他就会长期的盯你。长期盯的话他就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他们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做这个案子，对所有的媒体人，或者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这些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他就达到目的了。”
“这些所谓的反谍的一些专业人员，特工们，他要出成果他就得去构陷。这些人需要一个成果，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达到目的。比如这个人他们已经跟了五年了，五年还收不了网，他就没有成绩。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以前我们看到的公知大V们，该抓的都抓进去了，该威胁的都威胁了。”
夏伟也认为董郁玉的行为仅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指控董这种人的‘罪行’的时候，往往都是很随意的。不管这个罪名是什么，反革命也好，右派也好，黑五类也好。他们的指控往往完全跟这个所谓的罪行没关系。他们真正要指控的是，某个人不但有自己的异于官方正统的想法，还敢在公开场合说。”
“在中国没有媒体敢于发表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只能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外国媒体。所以，向外国媒体发表自己对国内事务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因为这么做很丢面子，而且对党来说是某种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违反了他们的规矩。”
董郁玉的家人在声明中说，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审判时间。根据中国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间谍罪定罪，情节较轻的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4月24日，反间谍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三审。根据中国官方新闻报道，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了关于网络间谍的规定，明确网络间谍的行为方式。
文章来源：VOA
公开信签署者之一夏伟（Orville Schell）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光明日报总的来说还是稍微更自由些，尺度稍微开放一点。但是这种相对的开放最近也基本没有了。习近平统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媒体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几乎已经被压缩到零。”
体制内默默的博弈
董郁玉在《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的评论，文章往往显露他的改革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
2012年，董郁玉在给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中，表达了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他在文中说：“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2012年7月，董郁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一篇题为《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文章。董郁玉在文中引用了纽时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察：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选择去美国接受教育，美国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郁玉本人正是众多送子女去美国念书的家长之一，他儿子所在的精英中学北京四中，有1/4的学生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放弃中国的大学，直接赴美念大学。
吴祚来表示，中国国内官方媒体上偶尔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有董郁玉这样的人在努力。“尽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极左的思维，或者左派惯用的那一套语言表达，但是写作权和发表权在于一线的编辑。有董先生这样的人在，他就有一些量度，有一些开明度，或者是和普世价值接轨的东西就会多一些。并不是上面要放什么风，上层开明啊，不是这样。是底层一线的编辑和主任们，他们的这个代表和立场决定的。”
他说：“一线的策划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他们有一定的空间。这一定的空间就可以写出一些符合社会进步的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声音，呼吁改革、呼吁开放或者反对极端左翼的东西。所以当时（胡温）十年，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博弈。很多人在坚守，他们不像公知啊大V啊在自媒体引起高度关注，他们是在默默的做很多事情。”
夏伟这样评价中国各种思潮的对撞：“我认为中国各种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这种专制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和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渴求民主开放的社会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的。当一方的力量升到极致，比如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并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丧失活力了。我们只是看不到听不到而已，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看到的，因为这股力量在中国始终是存在的。”
“让所有人不敢和外国人接触”？
董郁玉的家人在发表的声明中说，董既不是间谍，也从未充当外国特工。他和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记者以及外交人员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是公开、光明正大的，是中国多年来一直鼓励的正常知识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吴祚来完全不认为董郁玉有任何“间谍”行为。他说：“董先生作为一个媒体人，而且是评论者，不可能接触到深层的秘密，只是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上纲上线。他们很多吃饭的地方都有监听设备，或者电话监听。他可以通过你交流的这些内容，就把你定性为泄露国家机密。”
吴祚来告诉美国之音，在国内经常接受采访，或者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尤其是体制内的人，非常容易被盯上。“一旦一些国家级的媒体人被中共盯上，他就会长期的盯你。长期盯的话他就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他们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做这个案子，对所有的媒体人，或者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这些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他就达到目的了。”
“这些所谓的反谍的一些专业人员，特工们，他要出成果他就得去构陷。这些人需要一个成果，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达到目的。比如这个人他们已经跟了五年了，五年还收不了网，他就没有成绩。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以前我们看到的公知大V们，该抓的都抓进去了，该威胁的都威胁了。”
夏伟也认为董郁玉的行为仅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指控董这种人的‘罪行’的时候，往往都是很随意的。不管这个罪名是什么，反革命也好，右派也好，黑五类也好。他们的指控往往完全跟这个所谓的罪行没关系。他们真正要指控的是，某个人不但有自己的异于官方正统的想法，还敢在公开场合说。”
“在中国没有媒体敢于发表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只能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外国媒体。所以，向外国媒体发表自己对国内事务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因为这么做很丢面子，而且对党来说是某种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违反了他们的规矩。”
董郁玉的家人在声明中说，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审判时间。根据中国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间谍罪定罪，情节较轻的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4月24日，反间谍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三审。根据中国官方新闻报道，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了关于网络间谍的规定，明确网络间谍的行为方式。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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