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女奴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缔造了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吗?

徐州铁链女奴事件让举世大哗,号称大国崛起的中国瞬间褪去遮羞布。就连长期安享岁月静好生活的北大、清华毕业生都有数百人签名要求彻查,仿佛他们头一回知道,伟大祖国还会发生如此龌龊之事。

中国的人口可贩卖市场,堪称世界之最。在谢致红、贾鲁生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一书中,有专章描述徐州人口拐卖的猖獗现象。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是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三年内,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六个县的妇女即高达四万八千一百人,其中年龄最小者仅有十三岁。

有网友查询地方志,发现若干惊人细节:一九八九年,徐州展开专项行动,解救被拐妇女八百多人。随后,全国妇联领导来徐州视察,表示非常满意,称徐州积极保护妇女权益,然后回去了。

一九九二年,徐州展开专项行动,解救被拐妇女儿童一千两百多人。随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领导来徐州视察,称赞徐州为制定《妇女权益保护法》积累了经验,然后回去了。

二零零零年,徐州展开专项行动,解救被拐妇女一万两千多人,儿童五千四百多人。随后,公安部领导来徐州视察,称赞徐州打拐成果全国第一,然后回去了。

领导们回去之后,徐州的名声果然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二零一八年十月,徐州作为住建部推荐城市,从全球官方推荐的五十八个参选城市中,获得联合国人居奖,是唯一获奖的城市。联合国人居署的评语洋洋洒洒,肯定徐州“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方面做出突出成就”。这个奖项是不是用钱买来的,只有徐州和中国官方知道。自从中国加入联合国及各种国际组织之后,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这些国际组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向崩坏。

联合国的奖项可买到,中国国内的奖项更如囊中取物。就在铁链女奴事件曝光之时,徐州官媒发布的一则新闻还说,徐州被评为二零二一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这是徐州第四次上榜。有人留言讽刺说,徐州真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但只限于男人,在这里,男人花几千元就能买到一名女奴。

有人在网上编造习近平为铁链女奴一事震怒,并下令彻查的假消息。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习近平及彭丽媛不会震怒,在新华社内参材料上,他们早就看到不计其数的此类事情,早已见怪不怪。

二零一五年,身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彭丽媛,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邀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倡议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中国官媒形容彭丽媛“惊艳”亮相国际舞台。彭丽媛说,中国政府关爱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这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投入。她还在另一场以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说,教育要关心妇女和女童,中国的“春蕾计划”帮助了三百多万女童重返学校。

二零二零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倡导“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滔滔不绝地陈述中国的突出贡献。然而,当习近平夫妇在国际舞台上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时刻,中国每年有超过百万妇女儿童被拐卖,数百万如铁链女奴那样的女性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她们的牙齿被拔光,连“切齿”都成了奢望。

江青、叶群,谁又不是铁链女奴?

华涌(左)和李振中(右) 两人在温哥华中领馆前声援铁链女。 (记者柳飞拍摄)

铁链女奴不单单是中国底层才会发生的伤天害理的邪恶之事,也不仅仅是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高达三千万光棍的“刚性需求”——有海外人士居然提出实行一妻多夫制来解决这一看似无解的难题。如此睿智,帮助中共解决了三千万光棍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可以到中南海当国师了,却可惜不明白一夫一妻制是现代文明的门槛。

香港电影《投名状》中,李连杰扮演的亦匪亦兵的枭雄号召弟兄们冲锋陷阵的口号是:“抢钱,抢粮,抢女人。”共产党起家,不是靠给大字不识的农民画饼充饥、勾画海市蜃楼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包括瓜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闺女。于是,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加入红军。红军经过长途流窜抵达陕北,将陕北流行的情歌改编成《白马调》。陕西学者狄马在民间收集到的一个版本是:“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后来,红色歌曲《东方红》中套用了此曲调。共军元帅贺龙曾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人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老粗读不懂马列主义,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为他们暖被窝的女奴。

中共占领延安之后,很多“革命青年”不远千里前去投奔。却没有想到,一群群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们成为中共高官砧板上的鱼肉。中共各级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强迫她们嫁给党政军高官,延安出现了一个老干部“换妻潮”。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二十四岁的江青嫁给四十五岁的毛泽东,二十六岁的叶群嫁给三十六岁的林彪,十八岁的张茜嫁给四十岁的陈毅,二十三岁的卓琳嫁给三十五岁的邓小平,十九岁的朱明嫁给五十多岁的林伯渠,二十岁的浦安修嫁给四十岁的彭德怀,二十五岁的薛明嫁给四十六岁的贺龙,十八岁的汪荣华嫁给四十四岁的刘伯承……,这张名单可以源源不断地开下去。学者宋永毅指出,后来这些官太太都身不由己地加入到“夫妻政治”之中,一度飞扬跋扈,却少有得以善终。

即便在文革中跻身政治局委员、只手遮天的江青和叶群,其命运又能比今天的铁链女奴好到哪里去?她们并无独立人格,只是其丈夫的代言人。叶群陪同林彪一起出逃,在蒙古机毁人亡,死无全尸;江青在毛泽东死后被抓捕,被关押二十五年之后绝望地自杀身亡。江青一度炙手可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法庭受审时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江青以狗自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在心者”。江青在精神意义上不就是另一种铁链女奴吗?而彭丽媛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江青吗?

在中国,女奴制度古已有之。张巡守城,杀掉爱妾给将士充饥,号称“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更纵容将士吃掉妇人老弱三万多人。作家柏杨感叹说:“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

进入共产党时代,女奴制于今为烈。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记载,毛相信采阴补阳,“即与年轻女性同寝能提升统治者的活力和寿命”,因此纵欲无度。有一次,他在为毛检查身体时发现,毛染上了滴虫病,但毛不愿接受治疗。李志绥建议毛至少局部清洗干净,毛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毛到死前都是滴虫携带者,传染给无数“女友”。李医生在治疗这些毛的性奴隶时发现,“年轻女性因被感染而自豪”,因为这疾病是一种“荣誉徽章,见证她们与主席密切的关系”。

从张巡到毛泽东再到董志民,中国何曾有一点进步。毛泽东是成功的董志民,董志民是失败的毛泽东,这就是中国的真相。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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