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变成了另一个人
2012 年 9 月 9 日，在服刑三年满期后，我被韶关北江监狱的狱警“护送”回老家株洲。我已经整整三年没看见年幼的儿子。
进到家门，拜过白发苍苍的母亲，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拨通了远在深圳的妻子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回家，万万没想到，妻子回应我的，不是问候和关怀，而是冷冰冰的一句话：“我要离婚！”
真是晴天霹雳！仿佛刚从地狱历经九死一生爬回人间，刚一露面又被当头一棒。为什么？是真要离婚吗？就算是真要离婚，晚几天再提出不可以吗？为什么在我刚刚从地狱重回人间的第一天，就用这样的大棒给我迎头一击？这得怀多大的仇恨才做得出来啊！我妻子不是这样的人呀，三年前，我的家庭非常和睦，为什么会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遭遇将妻子变成另一个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月底，我终于见到了久别的妻儿。儿子并不知道我这三年的“故事”，我被捕时，他只有 2岁多，现在 5 岁多了，会表达感情了，见到爸爸就高兴得不得了；岳父母和众亲戚也是一如平常，回来团聚就好。但是妻子的态度得到了当面印证，她是真要离婚，并且很坚决。
我问她为何要离婚，她给了我两点回答：一，性格不和；二，理想不同。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性格不和，可以说是全世界离婚夫妻的标准答案，世界上不可能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更别说男女；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时事、我买回家的书基本不读的良家妇女，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理想？三年前，她只是照顾小孩、料理家务，我负责赚钱养家，我们在家并不讨论政治、信仰、历史等宏大话题，那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具体而宏伟的理想！
在我失去自由三年后，一不懂政治、不二不关心时事的妻子，突然就有了理想，还认为与我的理想不同，并且为维护自己的理想，竟然不惜要与我离婚！这真是太搞笑了。
当我试图摸清她思想转变的缘由、问她这三年是如何生活的时候，她以一句“没什么好说的”，将谈话的大门一下关死了。
出狱后，母亲和弟弟已经和我讲述了很多，深圳、北京、西安、广州、香港和德国等地的朋友，如何出钱出力帮助我的家人，甚至为了营救我，冒险与深圳国保“斗智斗勇”。母亲一再叮嘱我，要我好好谢谢这些仗义而无畏的朋友们，让我一定代她好好谢谢他们，我母亲是非常纯朴而善良的。
于是我问妻子，这三年，我深圳的那些朋友是如何关照和帮助你们母子的？妻子的回答彻底让我惊呆，她说：“你以为你那些朋友是些什么人？！”我震惊得久久不知如何言语。如此标准的国保腔调与语言，如果非我亲耳听见，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竟是我妻子所说，印象中，她非常贤惠，为什么她会变得让我完全不认识？甚至走到了我非常鄙视的“阵营”，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妻子为什么有如此大转变，后来我到深圳、北京找朋友，一一寻访。
迫害手段有渊源
在北京，我碰巧见到了持不同政见者陈子明王之虹夫妻。才知道，早在八九之后，陈子明夫妻双双被捕入狱，当局就曾以宽释王之虹大姐、恢复她被捕前优越的工作岗位及各项福利待遇为条件，引诱她与先生陈子明离婚、划清界线；还威胁恐吓她，如果不接受，就会与陈子明一并严惩。王之虹大姐一口回绝了。
被引诱与亲人划清界线，对王之虹大姐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早在“文革”时期，王之虹大姐还是学生时，迫害她父母的当权派，就试图诱骗她与父母划清界线；没想到，类似的把戏又被中共重新搬出来。经历过“文革”的王之虹大姐，坚决不上当，宁可坐牢也不背叛爱情和信念，从始至终与先生共赴危难。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也大面积发生过类似事件。斯大林开展“大肃反”时，李立三被捕入狱，当时苏联共青团组织做工作，毫不掩饰地要求李立三的俄罗斯妻子与他离婚，并划清界线。
在全球共产主义浪潮的上升阶段，它们理直气壮，将捣毁“阶级敌人”家庭和亲情伦理，看成是共产主义崇高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在干这些事的时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公然造势宣传。共产主义实验在全球衰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垮塌后，这种列宁主义特有的邪恶本质并无改变。现在，对异见人士的整肃虽没有大张旗鼓，只是他们破坏异见人士的家庭时变得“低调”了，只做不宣传，将影响的范围尽量控制在当事人之间。
打击异见人士，破坏其家庭和亲情、伦理的行为，如今变得愈来愈不被舆论接受认同，刑罚不祸及家属，已成为社会共识。但不彻底清算共产主义思想的毒素，这种卑劣的阴招就不会被清除。只是它们的手法，变得更“精致”、更“高明”、更“人性”、更“杀人不见血”。
让家属成为迫害自己亲人的工具
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曾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当时唐吉田、伍雷、李静林等数位全国知名维权律师云集深圳，准备为王登朝案子辩护作开庭前的准备。因李静林律师曾是我的辩护人，所以我有幸认识了王登朝的妻子。
通过和王登朝妻子交谈，才知此次开庭已经是上诉后的二审，一审在外界几乎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王登朝被判14 年半。一审的判决结果，与办案人员有意无意给王登朝家属的明示和暗示差异巨大，这让家属如梦方醒，大呼上当，促使王家属开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呼救、曝光王登朝案的细节。通过和王登朝太太的进一步谈话，我对秘密警察如何处理政治案件的一些手法越来越清晰了。
王登朝被当局安上“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的罪名抓捕后，秘密警察找到了尚在广州打工的王登朝妻子。按常理，警察找她应查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事情。但王登朝太太在广州打工，与王登朝的工作毫无瓜葛，这点秘密警察并非不知道。明知道她与案子没有任何瓜葛，他们为什么还要费人费时费钱费力找她问话？他们到底想从她这里了解什么？
答案在王登朝太太的回忆中慢慢显露出来。秘密警察几乎不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问题，而是以闲话聊天的轻松方式，从他们夫妻相识、恋爱、结婚、起居、性格、争吵、斗嘴、日常开销、谁当家、如何看待对方、同床睡还是分床睡、为何要分两地工作等各种生活小事和家庭隐私方面，进行打探和了解。绝大多数善良纯朴的市民，面对警察的问话肯定会有问必答。
秘密警察为什么问这些纯属个人隐私及家庭私生活的事情呢？他们的这些问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其目的就是要找到当事人家庭和夫妻之间感情或生活上的不足和裂缝，然后根据案情的进展和外界的压力变化，只要需要，就会乘机将当事人夫妻之间的小问题进行放大，刺激当事人妻子的情绪，让其妻产生对被关押当事人的抱怨和恨意。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每对夫妻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对彼此的不满。如果面对秘密警察时不知如何应对，当事人的妻子或家属就很容易被它们利用，变成打击和迫害自己亲人的工具，最后使自己的家庭解散和破裂。
从薄熙来的案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如何不择手段地对付整肃对象，即使是它的自己人。为求自保，薄熙来在全世界面前，被逼公开承认自己妻子与部下通奸，去反击妻子。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政治明星，走到如此尊严、脸面尽失的程度！
在很多时候，秘密警察甚至还会在家属前夸赞被抓捕的当事人。他们知道，当事人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通常是家人的骄傲，是家里最有头脑和见识的人。本来被抓捕后所安的罪名，都是一些家属闻所未闻、甚至完全听不明白的罪名，如果秘密警察一上门就将当事人说成坏人，非常不利于家属的配合。
先将当事人适当夸赞一番，就极易获得家属的好感，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恐吓、欺骗、安抚、忽悠一起用。有时他们也搞小恩小惠，上门的时候买些小礼物，有孩子的还可能会买些玩具，有老人的会买些补品，并在言语中，有意无意显得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只是公务在身不得不为之。他们会暗示当事人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让家属觉得，只要听他们的，就完全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万别再接触当事人的朋友。他们说那些人都不是好人，其中谁谁谁坐过牢，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家里人被枪毙过，所以对政府怀恨在心。
总之，他们让家属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被关起来的亲人是被人利用的，是交错了朋友，是鬼迷心窍，是因为接触了不三不四的人才被警察抓起来了。而这些上门的警察，才是真正帮助自己，所以要配合警察，不要接触他们说的“坏人”，以后还要帮着警察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秘密警察还会视家属的不同情况，明里暗里引导家属，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老公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今天家庭面临的所有压力和变故，都是他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还会给家庭和小孩的未来造成巨大损害，如，政治犯的小孩不能考公务员啦，有些学科要政审啦，就业会受到歧视啦等等，反正是连哄带骗。
总之，秘密警察的目的，就是要将被他们抓捕对象的家属孤立起来，让他们发自内心去排斥接触被捕者的朋友和众多外媒，让那些想援救的朋友找不到着力的支点，从而化解或降低他们对当事人进行的各种迫害时，可能面对的巨大舆论压力。秘密警察最乐意达成的工作目标，就是能让异见人士的家属成为异见人士的头号反对者，甚至能变成监视者、告密者、举报者，就更让他们开心和省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的自信心和行动力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不大可能用对付秘密警察的态度，去对付来自亲人的反对和攻击。秘密警察也会乘机挖苦讽刺异见人士，“连家里人都反你，还四处搞三搞四，你不就是在捣乱吗？”甚至刻意当着家属的面，批评你“太不对家庭负责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要么妻离子散，要么是从此消声灭迹。
其实，因为秘密警察的有意破坏而导致解体的家庭，给当事双方和孩子留下的精神伤害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对当事人人性、对小孩的心理，都会造成终身不愈的破坏与伤害。
我发现，因为被秘密警察在心中埋下仇怨的种子而与丈夫离婚的妻子，往往会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培育其对父亲的敌意，想方设法切断孩子与父亲本就艰难的联系。这样一来，孩子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严重扭曲。因为父母的分裂和敌对，孩子既无法选择，又无法逃避。
勇敢的家属终会赢得世人尊重
但也有一些妻子，能识破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丈夫被抓捕失去自由时，虽然她们并不参与丈夫的维权活动，但她们理解丈夫的信仰，认定丈夫不是坏人，认定丈夫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在丈夫失去自由时，她们毅然担负起全家的责任，尽可能配合丈夫的朋友，开展各种营救活动，视丈夫的朋友为朋友，视丈夫的敌人为敌人，对秘密警察的骚扰给予当头棒喝。也许，她们平常不一定会太关心丈夫从事的事业，有时还或多或少有抱怨，但在丈夫落难身陷大狱时，会将分歧放一边，选择百分之百与丈夫站一起，全面肯定丈夫的信念，做好丈夫的代言人。
绝不相信来家里的秘密警察，更不配合他们任何事情，这样勇敢的家属现在越来越多了，如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唐荆陵的妻子汪艳芳等等。她们夫唱妇随，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既维护了她们的家庭，没有让孩子成为单亲的孩子，又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与尊重。我相信，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一道，终将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子孙后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她们终将迎来属于她们的自由、幸福和骄傲。
作者简介：
任铭，深圳民主人士，曾经是中共军人和中共党员，2009年，刻制反映抗日题材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光盘传给朋友，因光盘里附有法轮功的《九评》、《江泽民其人》等电子书，被人告发，后被深圳福田区法院判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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